指挥若定、貌似无情的郎平有一颗温柔、细腻而敏感的心。这颗心曾经历过怎样苦痛与挫折、渴望与憧憬？
打完亚特兰大“奥运会”，又拼了整整两年。本想这次世界锦标赛打进前四，我真的可以告别了。没想到，这个“别”字还没那么好告。可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理还能不能继续支撑下去？
也许大家都以为这个响当当的“铁榔头”，这个指挥若定、面无表情的主教练一定是钢铸铁打的。我的扣球曾鼓舞了一个时代，激励了那么多人。但谁会想到，我的心也需要鼓舞，也需要温情。谁会想到，我也是普通女人，也喜欢服装、喜欢礼物、喜欢饰物。在我的房间的床头、窗台、电视柜上堆放着10多个米老鼠玩具，连卫生间里都挂满了小靴子、小篮子等可爱的工艺品、小挂件。我也多情、感性、温柔。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鼓舞，因为我面对的是如同世界大战一样的世界大赛啊。何况，我这个“多情、感性、温柔”的“铁榔头”从回国的那天起，便是孤军奋战。我身后的那个家，像经历了地震的房子般垮塌了。对于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场“地震”，我是这样想的：“我也不愿意走这一步。我最看重的是心情。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不能两方面都没有———物质上没有，精神上也没有。你会觉得很贫穷，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生活。”正因为我太重感情，所以，我才有这样理性的决定。
我回国执教，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女排身上，不愿意大家对我个人生活评头品足。对生活的这种结局，我自己已经很痛苦，对方也痛苦，我不能因为我是名人而让女儿的父亲也跟着被传媒说东道西，因为这会伤害我，也会伤害他，伤害他的家人。所以这些年，有关我的生活问题，我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也不想谈离婚的事，这会让我分心。我回来是带女排打球的，不是来制造新闻，让人来写我、炒我的，这一点，我很清醒，也特别小心。我希望大家探讨中国的排球，探讨国际排球的发展趋势，而不要探讨我的个人生活问题。这纯属我的个人问题，让我自己来面对吧，所以，我不和国内的朋友谈我离婚的事。再好的朋友也有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实在没有这个必要。我在家里也很少说自己的事，我母亲很心疼我，我不想再给她增加压力和痛苦。当然，我给家里人说说，自己宣泄了、轻松了，但老人没工作，会整天琢磨，我如果这样，无异于把痛苦转嫁给母亲了，我可不能这样。何况我还有个聪明、美丽的女儿。一想到浪浪可爱的样子，我就忘了所有的痛苦。
浪浪是我心里高兴的源泉，我经常把女儿从心里搬出来，给自己一些慰藉。那夜在鹿儿岛的海边漫步，我突然想到香港回归前夕带浪浪去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那些日子，天安门广场人挺多的，我把车停在王府井那儿，然后带着浪浪和我姐姐的女儿坐一辆人力三轮车到广场。蹬车的是小伙子，他“噔噔噔”骑得很快，满头大汗。浪浪问蹬车的小伙子：叔叔，你累吗？小伙子说：叔叔不累。过一会儿，浪浪又说：叔叔，你休息一会儿，她回头对我说：妈妈，叔叔累了，我帮叔叔骑一会儿吧。我哭笑不得，只好跟她解释：妈妈是付了钱给叔叔的，骑车拉人是叔叔的工作。浪浪接着我的话说：不好，这工作挺累的。到了天安门，我被人围住了，都要跟我照相。人太多，我怕浪浪挤丢了，只好赶紧离开，都没玩好。在美国，浪浪没见过这么多人，一个劲地问我：是不是过节了？怎么有那么多人？
可仍有些媒体把道听途说的关于我生活问题的小道消息拿来大做文章，好在善良的读者、好心的球迷没有把我的这类消息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体谅我的痛苦，体谅我孤军奋战的不易。可生活毕竟不同于打球，打球输了，能找出很明确的原因，吸取教训，再打赢；可感情的“输”，输一次就够受的，而“输”的原因，什么是答案？
人的感情是一段历史，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瞬间，或者，是一个误会，其中的教训往往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即使意会了，即使言传了，道理全讲了，再实践一次，也未必一定能“赢”。感情、婚姻——这是伟人都会困惑的问题。面对生活的失败和感情的痛苦，我只有靠工作来弥补，用时间来治疗。
我不是铁人、女强人，太痛苦的时候，会关着门给我的美国朋友打电话、写信，有时我会在电话里哭。我没有想到，感情的纠纷会让我感到这样痛苦难忍。年轻的时候很天真，一听父母唠叨说：不要着急结婚成家，你现在很简单，不明白，这是终身大事，找不好后悔一辈子！那时候，我特烦听这样的说教，心想，结婚还有什么难的，我世界冠军都拿了，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那种训练的苦，苦到了残酷，我都不敢回忆，但我挺过来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以为自己肯定是强者，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回想起父母的话，还真是让他们说对了，我不是克服不了自己的问题，而是无法让对方按照你的意愿为人处事，那种精神和观念上的差异，以及对生活不同的追求，不像物质的东西好解决。不过，我不后悔，毕竟爱过，也幸福过。
输了球，亲朋好友们都为我担忧，却无法分担我内心的痛苦。我必须独自面对现实，因为这样的时候，谁也帮不了你。
我想起了当年离开中国女排冠军队伍时的情景。
那是1986年打完世界锦标赛，我要正式退役了，要从“世界冠军”的高峰走下来。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高峰上。
我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个机会，美国旧金山华侨建立了“新中国教育基金会”，我作为享受这个基金会所提供奖学金的第一个留学生，算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为期两年，为我做经济担保的是生活在洛杉矶的华裔朋友何吉。后来，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那些官员都认出我了，还对我说：“很遗憾，我们美国队输给你们了。”这些官员还问我，为什么办自费公派的签证？他们可以给我没有政府行为的签证，这样，我在美国就可以合法打工挣学费。但那个时候，我要遵守纪律，我和单位说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当我们到了美国，我才体会到拿公派自费的签证生活有多难。因为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而出国时，我们身上仅有几百美元。那时我刚结婚，操办婚事花了一些钱，然后，把所有的存款都换成美元，所谓“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走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了，打了“五连冠”，得到很多荣誉，女排队员几乎家喻户晓，走到哪儿都很引人注目，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有一次，我和他去看电影，生怕被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灯黑开演，大家都看戏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还是被观众发现了，也许是我俩个子太高吧，观众“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我是1987年4月离开北京的。
我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够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荣誉是人家给的，自己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不能让“冠军”挡着自己的路。我要努力使自己不被“五连冠”的巨大成功和巨大荣誉蒙住眼睛，保持心地透亮。
我决定选择从“零”开始，到美国学习体育管理。
义无反顾地踏上那遥远的、从“零”开始的道路，我把“世界冠军”的奖状、奖杯统统锁在了北京的小屋里。
美国给我的第一个触动是，我发现自己真是“一无所知”，也可以说“一无所有”。
我14岁开始进体校过集体生活，吃的、住的都不用自己操心，都是国家供给。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什么都不用自己花钱，国家什么都管。我被管惯了，连到哪儿买机票、怎么买法都不知道。别看我走了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城市，一切都有人安排好的。在国内又整天被捧着，“最佳运动员”被连续评上六年，“世界最佳运动员”也当上了。可一到美国，谁也不认识你。一开始，有点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不仅仅是因为没人搭理了，最主要的是，一切都要自己去做，可我做饭不行，花钱不会，英语又说得不利索，迪斯科想跳又怕跳不好，奶酪不喜欢吃，走在路上见了狗也怕。我这个“世界冠军”这才意识到，必须把自己从“天上”降到地上，并且不得不正视自己：原来，你什么都不是最好的、最佳的，除了打排球。这10多年，我放在排球上的精力太多了，太专一，好像就是为排球而生的。
一切从“零”开始，说说容易，但要接受这个“零”的位置，心理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不适应，要比想象的更难。我花了相当的时间调整心态，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当“世界冠军”的自我感觉踏到脚底下，这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何吉家，读书的学校在洛杉矶附近。何吉家是一幢有花园的小楼，周围是草坪，开满鲜花，环境优美宁静。一到美国，只觉得什么都好。读书也是免费的，但一天就是一小时的课，不给你多上，也不留作业，应该说很困难。但这些所有的“好”都是人家的，与我无关，我觉得自己心里很空。刚到洛杉矶的时候，我穿的裙子和套装都是奥运会代表团的制服，何吉拿出500美元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当于国内好几个月的工资，我怎么也买不下手，再说，花人家的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有时上完课，闲下来看看电视，看着看着我突然心慌，好像没地方着落，悬在半空似的。那时，也有几个学校请我做教练，我不能接受，因为国家给的是公派签证，规定我不能工作，不工作就意味老得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饿了心。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什么国家队、世界冠军，都是最高的地位，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给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理很难平衡。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过去不懂的知识，美国的“好”，是人家一点点奋斗出来的，我也要开始新的奋斗。
调整好心态轻装上阵，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虽说洛杉矶有何吉等华人朋友，一些爱国的老华侨也都知道中国女排的事迹，都愿意热心地帮助我，还经常为我举行“派对”，但我一方面很感激他们关照，另一方面在心里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小鸡，不能躲在别人的翅膀下找食，而且老是让华侨们照顾着，这样的氛围同国内生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再说，加州华人多，大家在一起说的还是中国话，对学习英语不利，我需要真切的感受、扎实的学习。
这是我到美国后的又一次选择：离开加州。
在人生的每个转折时期把握好对自己的选择，这使我不断有目标，不断有进取。
1987年底，我去了新墨西哥州。经过严格考试，我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9年9月，我受聘到意大利甲A级排球俱乐部摩德纳队打主力，体验了给老板打球的滋味。
我们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飞机。到意大利，一下飞机我换上运动服就去训练场。由于签证的关系，我到晚了，我更得加紧训练来弥补，毕竟拿了人家挺高的工资，我得好好干。这种雇用和被雇用的感觉很明确。不是在中国，打球是为国家争光，“五连冠”打下来，我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1万元。那时，可是万元户啊！每次出国比赛，我们的零花钱就是15美元，不舍得花，一点点攒着，攒到一定数目，我给家里买了台彩电。所以，俱乐部老板高薪聘用我，很让我兴奋，这样，再回美国读书，我可以租房子，不用再麻烦朋友了。
所以去“摩德纳”打球，拿了人家的钱，我得知恩图报，要让那个队在意大利打出好成绩。结果，第一天训练由于活动得太猛，再加上旅途疲劳，把肌肉拉伤了。伤了也不好意思说，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来了，对方还是意大利一支挺强的队。真的，我的技术炉火纯青，这不是说大话，我用一条腿都能赢她们。在中国女排，在袁指导手下，那些日日夜夜训练所练成的是真功夫。
意大利这些打球的女孩子，和中国、古巴的运动员不同，她们有很大的依赖性，我一上场，她们就来劲，哪怕我打得不怎么好，她们也来劲；可是，只要我不上场，她们立刻就没斗志了。所以，和这样的意大利球员一起打球，我的作用更加明显，一路打下来，摩德纳队的积分第一。但是，我的腿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要求必须休息一个月，我心里又急又难过，我等于要缺席四场球。结果，这四场球全输了，我就得看老板的脸色。他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都是靠赢球才生存的。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从10号拖到20号，你还不能催，但心里明白就是因为球没打好。还好，我的合同上明白写着：受伤了要保证治疗、保证发工资。老板就是再拖十天八天，最后还得付。可是，拿这样的钱心情特别复杂。在家养伤，心里也急啊。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碎骨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膝盖肿得厉害，腿根本弯不了。于是我在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钱是挣得不少，心里的委屈也不少。不过，这种滋味使我对欧美国家的体育有了感性认识。体育成为一种产业，进入市场，运动员和老板的关系也就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我的膝盖还算争气。1989—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摩德纳队拿了联赛冠军。这是摩德纳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宝座，我被评为这个赛季锦标赛和意大利杯赛的最佳运动员，老板给了奖金。当地的报纸，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关于我的报道，他们给我的评价是：中国的马拉多纳。
在意大利的第二年，我本想转队，但摩德纳队挽留我，老板还给我提了工资，我心软了。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毕竟也欠了人家的，伤了一个月没上场。可是，第二年的比赛更加艰苦，这个队几乎靠我一个人在打，我不得不拼全力地打，打得过猛，第二次受伤，而且，伤得越加严重，医生开出的病假是两个月，有八场球不能打。我养伤在家，却坐卧不宁，深感健康的重要：挣钱差不多就行了，一个人不能为钱丧失一切。我决定结束“挣学费”的打球生活，再回美国。
